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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三论土地管理权应完全下放地方

发布时间:2021-01-21 17:08:32 阅读: 来源:钢制文件柜厂家

李斌:三论土地管理权应完全下放地方

在近两期的文章中,笔者明确提出,我国的土地管理权应当完全下放地方政府。这个观点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也有不少质疑和批评的意见。为此,笔者再次说明如下。  土地管理权下放地方政府,不是叫地方政府去横征暴敛,为所欲为,甚至把我们今天正在讨论废除的那些老制度再重新加以恢复。这种下放,既是建立在废止现行的以片面保护农地为核心的各项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当然也要遵守国家法律与体制的大框架。耕地红线要取消,土地用途管理要大大简化和弱化,要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土地分区管理制度,后者由各地政府按照民主程序进行建立和操作。在这个前提下由各地自行制订土地利用规划(以及重新调整现有的规划)。在符合法规、规划并接受监管的前提下,更改土地用途、土地交易以及建筑活动都由当事人自由自主地进行。地方政府可以从土地交易与存量房屋中收税,但税收方案的制定也要符合民主程序和国家规定的大框架。

地方为什么需要自主权呢?这首先是因为,对土地的管理权天然属于地方政府,而不属于中央政府。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中央政府制定偌大国家的土地政策,必然无从下手,不知所措。无奈之下,也就只能划划耕地红线,搞搞指标管理,此外也就无事可做了。既然设立了一个叫“国土资源部”的部门,那它必然就要找事情做。找不到正事干,也就只好“无事生非”了。另一方面,地方的国土并不是不要管理,而是管得很不好。只有地方土地管理部门不再整日忙于执行上级下达的那些荒唐的任务,它才能腾出手来好好研究如何来管理本地的土地。地方有了自主权,有了积极性,各地的国土才有希望,“美丽中国”才有可能。  另一个原因在于地区竞争和地区发展战略的需要。各地要竞争,要分工,要合作,就需要制定战略的空间。这个空间从哪里来?答案之一就是土地与房产政策。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现有的城乡格局势必还要发生大变化。有的地区涌入的移民多,房价高,房地产方面的税收可能就需要增加;有些地区比较偏远一些,它可能就需要通过减免房地产税收来吸引人口。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旦土地用途管制大大弱化之后,总体的房价水平必然大跌,广大城乡居民必将迎来“快乐时光”;房产税的功能就需要转向为地方建设筹集资金了。房价低了,政府不能倒卖土地了,再不缴税,房屋周边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相信这是能够得到居民理解和支持的。  回头再来看看中央国土管理部门近期所推行的种种政策举措。“土地二调”的结果出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官方文件中再也不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了,而代之以“耕地红线”四个字,这意味着什么呢?1、官方认识到错误已经产生了,但错不在红线本身,而在于红线划错了位置,不应该在十八亿亩,而应该在其他的什么位置。但应该在哪儿呢?说不清楚了,于是,就笼统地删掉了“十八亿亩”。这是要把问题模糊化。2、实际执行中,仍按原来分配到各地的红线指标来执行。这就是说,错误只是文字上的,我的政策本身不可能错。这等于不承认错误。即使现在已经公开承认“城市化有利于节约土地”,土地红线依旧。这等于还不承认红线的错误。  前不久,国土部下发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继续重弹“节约”、“集约”的老调。笔者不理解,既然承认城市化本身就是节约土地的,为什么还要继续强调“节约”、“集约”呢?难道是嫌现在的“节约”、“集约”还不足够吗?地价目前这么贵,哪个傻瓜会去浪费土地呢?某些官员还言之凿凿地说:“处于低效利用状态的城镇工矿建设用地约5000平方公里,占全国城市建成区的11%。”连个土地面积都测量不清楚,却竟然知道“处于低效利用状态”的土地数目,真是叫人惊讶。真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又是按什么标准来判断“低效利用”的。即使存在低效,还不是以超低土地价格招商引资造成的吗?还不是为土地交易设置重重关卡造成的吗?笔者的态度是,我根本不相信这些数字,这些数字中的逻辑同“城市新区人口密度低”是一样的,就是用不当管制产生的问题本身来证明进一步管制的正当性。  无独有偶。近日,各个媒体上突然出现了此类恐怖而又令人困惑的标题:“京津沪地区耕地告急,国土部门将进行调整”、“全国耕地总量增加,部分地区保护形势严峻”等等。想想看,京津沪要是没有耕地了(而且竟然要低于巴黎和伦敦了!),多么可怕呀!但是,了解一点中国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京津沪是中国的三个直辖市,所以,原来是说大城市的耕地快没有了,读者们于是松了一口气;可是,接下来,读者马上又紧张了:莫非中国各省市只能吃自己省市生产的粮食?莫非中国禁止粮食的跨省贸易?再一打听,非也,听众们终于又松了一口气。——这样的报道难道不是变着法儿吓唬人吗?  接下来管理部门要做的无外乎两条:一是重新放宽京津沪的土地指标,把红线往后推。这等于承认红线不对,事实正确。另一条就是近来又得到重申的:严控大城市的城市边界。这项政策是“犯新错误的速度永远比纠正老错误更快”的典型例子。大城市房价高了,难道是城市规模过大造成的吗?严控大城市的城市边界以后,大城市的房价岂不是更高了吗?“大”本身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房价、物价不高,交通便利,没有污染,为什么要反对大城市呢?如果管不过来了,为什么不可以新设行政区呢?稍微琢磨一下就可以发现,这项政策所反对的好像是“连片开发”:打个比方,上海与苏州要连成一片了,这个不好,上海要赶紧停止向西扩张,守在红线之内,然后只能坐等苏州往东蔓延,而且,最好中间要留有耕地。这是多么荒唐的设想!可是这么荒唐的设想却是最新的政策!  显而易见,制定这种政策的人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什么含义,对于我国未来的城乡格局将会是什么样子,人口将会从哪些省份撤出、将会聚集在哪里,根本都没有设想过。它只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感到担心,想要尽可能地保持现状不变。笔者有时想,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结束的那一天,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总结出点儿什么。不过,我认为,我们是等不起的,对于这样的部门,笔者坚持一贯的主张:永久性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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